[摘要]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城镇化将是中国未来十年间实时热门门词语。
不久前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扎实推进城镇化，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昨日(12月26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显示，城镇化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期，到2013年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54%，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估计到2018年将达到60%。
蓝皮书同时警示说，我国的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都会成为农民工真正进“城”时必须面临的阻力，顶层设计十分重要。
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我国目前仍有3亿多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按照18亿亩耕地来推论，大概只需要1亿人，还有2亿人要转移出来，这2亿多人多数在40岁以上，他们进一步转化为非农劳动力，在年龄、体力以及各种劳动力竞争能力方面都面临着非常高的门槛。
城镇化率年底已超54%
12月12日，我国就城镇化举行级别性专题会议——城镇化工作会议，解决我国进城常住人口的落户问题被摆在步。
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人口在老龄化当中，由于城镇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快于农村人口，导致仍然从农村转移到城镇来的转移人口的数量，处于比较快的增长态势。
他说，现在农民工的总数跨区域流动的已经超过1.7亿，加上离土不离乡的，已经超过2亿。从趋势上来看，1990年以后我国的城镇化率，处于快速上升的态势当中。
“由于农村人口数量已经低于城镇人口数量，未来城镇化的水平即使在低速增长时期，仍然能够快速地增长。”张翼说道。
不过，城镇化路径的顶层设计仍十分重要，“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农民工都想把户口落在大城市，户籍想落在中小城市的实际只占20%左右。”张翼说。
蓝皮书显示，到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超过54%，按目前的增长速度，估计到2018年将达到60%。
张翼表示，现在整个的政策与农民工的需求之间还有一段的距离。
人口老龄化超预期
今年以来，延迟退休问题一直成为各方争议的焦点，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延迟退休对于将转化成市民的农民工来说，就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蓝皮书称，对于公务员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甚至对于整个白领职业群体而言，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容易被接受；但对于蓝领工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从事建筑、纺织、煤炭、清洁、生产组装等重体力劳动的职工来说，延迟退休年龄是难以接受的。
张翼介绍说，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体力工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少于白领、管理人员和公务员。另一个负面影响是普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工作8的人数在农民工里面占非常低的比重。总体来看，他们每天工作9的人数有63%。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昨日发布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3》，为未来7年改革建议了三个阶段的时间表。在收入分配和社保制度改革方面，报告建议改革第二阶段(2016年至2018年)，在范围内推行渐进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
高房价阻挠农民工进城
而阻挠农民工市民化的另一大掣肘，则是百姓都十分关心的房子问题。
中原地产研究总监张大伟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中国与国外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人户分离严重，中国农民工总数接近2亿人，虽然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家乡有自有住房，但很可能一年只居住春节等短短几天。并且大部分在城市务工人群在工作地并没有住宅。
2013年第三季度公布的对70个大中城市的监测表明，2013年9月份与上年同月相比，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只有1个，上涨的城市有69个，其中同比价格上涨10%以上的城市有13个，而北京、上海和广州同比价格上涨则分别达到20.6%、20.4%、20.2%。
蓝皮书指出，农民工增长的收入，也因为房租的上升、粮食价格的上升以及蔬菜水果类价格的上升而显得微不足道，或难以承受城市生活费用之重。
如果考虑农民工进城买房落户，房价的牵制更加明显，因为城市的住宅价格远超在城市务工人员收入承受力。
“我国保障性住房体系亟待完善。”发改委国土所所长肖金成表示，类似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的居住问题已累积多年，要想短时期内彻底解决难度较大，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聚焦城镇化>>>
要有效化解城镇化部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矛盾，关键是统筹做好消除障碍的“加减法”。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发展余地已经不大，重点是做“减法”；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将主要集中于新兴中小城市，要做好“加法”，使其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等方面迅速提高。
有七成农村户籍流动人口愿在城市长期居住，却不愿放弃农村户籍落户城市。这是前不久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有关人士披露的调查结论。从表象上看，户籍问题确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障碍。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们都很清楚，现行户籍制度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户籍管理本身，而在于户籍背后的社会福利。简单地说，城市居民的户籍背后附加着医保、养老福利等；农村居民户籍背后附加着承包土地的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希望在城市生活，目的是获得比从事个体农业生产更高的收入；不愿放弃农村户籍，是担心得不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广大寄居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的希望与担心，归为一点，就是渴望过上好日子。
这个并不过分的愿望，遇到的阻力到底在哪儿？答案本身并不难找：只要逐步剥离户籍背后的“隐性福利”，所谓的户籍制度障碍就会相应排除。但如果仅仅围绕户籍制度做剥离福利的“减法”，是远远不够的。有关调查还显示，在有意愿落户城市者中，70%的人口希望落户大城市。这一动向提醒我们，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还要重点关注民众的选择理性。
按照现行城镇化的战略部署，大城市落户条件要合理确定，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要严格控制。但从渴望在大城市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的选择意愿上看，他们的切身感受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就业机会多、城市管理水平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相对完善。如何有效化解城镇化部署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间的矛盾选择？关键是统筹做好消除障碍的“加减法”。
从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看，虽然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现有就业机会、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等，普遍可能高于中小城市，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生产、生活空间发展余地已经不大，特别是生态空间已经暴露出许多问题，如城市拥堵、雾霾频现、资源过载等矛盾日益突出等。种种迹象表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未来解决上述问题重点不是继续做“加法”而是做“减法”。要加大舆论宣传引导力度，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规避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落户的选择风险，着重在讲清道理上做好文章。
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主要政策导向看，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这表明，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潜力将主要集中于新兴中小城市。现实的问题是，亟待发展的新兴市镇，能否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管理水平等诸多方面迅速提高？这正是需要做好“加法”的着力点。首先，要立足城市自身资源禀赋，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带动符合资源条件特点和生态环保要求的产业和相关服务业加快发展，不断扩大就业机会；其次，要强化城市间、城乡间市场化分工协作，不断扩展城市发展潜力，促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水平同步提高，增强城市竞争力。提高新兴中小城市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吸引力，政府不能以GDP和税收为“指挥棒”大搞政府建城运动和“政绩”短期行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不能指望坐享其成，而要靠勤劳的双手积极参与城镇化建设，不断开创自己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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