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提出了“抑制个别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信号，某些学者专家和行业的领袖们也都提出了个别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出现了泡沫。他们都认为房价的过快上涨必然导致泡沫，认为超出正常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必然的泡沫，但却从来没有人去解释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在个别城市出现。
中国是个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系，尽管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之后，大多数的市场化商品房已脱离了计划管理的控制，但还有许多涉及资源、规模的国家、城市、行政类的管理仍处于严格的计划管理体系之下。
像城市的总体规划、城市的人口与土地的审批；像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的分配；像地区发展规划与优惠政策等等一系列的计划审批管理方式，早就成为限制中国经济发展、限制中国城市化进程、限制收入分配合理化的重要障碍一样，计划管理同样在限制市场化合理发展的同时，也造成经济的畸形化。
全球大约只有中国是每个城市的发展规划要报中央政府审批的，然后国务院各职能部门按照审批的城市定位划拨各种资源配置和相关政策。如根据审定的人口规模、审定的土地供给计划，包括城市建设用地指标、能源的保障、教育、医疗资源的配置（包括重要医疗器械的配置）都要进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与审批。而户籍管理制度则成为这种计划审批的基础。
这种行政审批的结果是优质资源向少数大城市、核心城市集中，让城市间的优劣差别迅速加大。如城市的收入差别、教育差别、医疗差别、公共服务差别、基础设施差别、公共交通差别、就业差别、保障差别都会明显的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城市明显的优越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已成为一个不需要争论的事实。
但计划经济的资源管理之下，却挡不住市场经济的洪流。人口的迁移就跨越了户籍管理的约束，在无限制的向资源优势明显的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少数的核心大城市集中。从大中城市人口迁移的数量看近几年尤其呈现出加速的趋势。
如果大城市的土地资源是按照计划审批的人口增长情况进行配置，而实际人口的增长却要要超越了计划增长的数倍，那么这个压力就会明显的在房屋的价格，特别是在住房需求的价格上反映出来。
可以预见的正是计划供给的模式在额外人口增加时并没有调节的权力与能力。城市并不能因为人口的增加而提供更多的土地，就只好让本来就不够吃的口粮再多上几张嘴开分。无疑就像土地稀缺中的价高者得一样，稀缺的住房资源也变成了价高者得，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同场举牌竞争住房资源，当然住房资源的背后附带着大量的其他公共资源。
不是地方政府无能，而是当地方政府为户籍市民提供了更多优于其他城市的公共资源与服务时，就拉大了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分享上的贫富差别，就对无数非户籍人口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地方政府却无法用柏林墙来限制外来人口的自由迁移，同时他们又没有能力超越计划管理的权限无限制的为这些非户籍人口迁移提供更多的可居住建设用地，市场就自然而然的用住房的价高者得来平衡两者之间供求严重不平衡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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